配资在线炒股查询我自己也身受两处创伤

美国知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着手创作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的征途中，特地远赴中国搜集相关资料，并与当事人及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。1984年6月15日，他拜访了李先念。李先念坦言：“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，我仅略作沉思，尚未进行充分的准备。即便给我半年的时光，恐怕也难以完成全面的筹备。”

下面，我将详细描述红四方面军的创立发展史。在我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中，红四方面军占据一席之地，它在党的领导下，展现了非凡的战斗力和优秀的品质。那么，这支部队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呢？这一切起源于湖北与河南交界的黄麻起义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董必武实际上担任了武汉中学的校长，他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学生。正是这些学生，在黄麻起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，这一历史细节过去并未被广泛公开。

1927年，蒋介石在“四一二”事件中背叛了革命，发动了政变，由此引发了宁汉分裂，全国范围内弥漫着白色恐怖。在湖北与河南的交界处，尤其是黄安、麻城一带，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，这一壮举被历史永远铭记为黄麻起义。若您有幸踏上鄂豫皖的土地，尤其是深入红安、麻城，定能收获丰富。尽管这次起义最终以失败收场，众多革命志士英勇牺牲，农民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屠杀。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，有人选择了消极应对，有人背离了初衷，还有人则沦为“亡命之徒”，他们决心继续投身于斗争之中。我，作为一名小手工业者，木匠，当时也沦为了所谓的“亡命之徒”。

尽管黄麻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但参与者的数量已锐减至不足三分之一，大约仅有三百人，在最艰难的时刻甚至不足百人。然而，广大农民同胞对我们的同情之情如潮水般涌动。我们与农民同呼吸、共命运，紧密团结在一起，共同孕育出了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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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（右二），红军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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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后的李先念

该部队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壮大，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们正承受着沉重的压迫，这使得他们对革命的需求显得尤为急切。此外，蒋介石、桂系、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持续的混战，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良机。这场战事不仅对我们有益，而且对中央苏区的稳固与成长也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。

最早被中央委派至鄂豫皖战区的，是徐向前，而倪志亮的名字亦有所提及。彼时，徐向前身担师长重任。在湖北、河南、安徽三省交汇的农民起义军之间，联系尚显松散。徐向前抵达时，我担任副班长，班上成员仅八人。不幸的是，我们的班长郑重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，我因此接过了班长之职。那段艰难岁月中，班长有权限直接向军长汇报。鄂豫皖的红军被称作第四军，这源于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，第四军以英勇善战闻名，因此这个名字成为了我们的骄傲。后来，井冈山的红军得知我们的称号后，便将自身更名为第一军。

1931年四月，张国焘莅临鄂豫皖根据地，当时我军人数已突破两万之众。我们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，因其肩负着中央派遣的使命，身兼中央代表与军分会主席的双重要职。他带来了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。在此之前，瞿秋白、李立三的“左”倾盲动主义错误已给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然而，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危害最大的，无疑是张国焘。他上任后，推行“肃反”政策，打击“改组派”。这个“改组派”由汪精卫发起，后来逐渐分化。在“肃反”的过程中，军长许继慎不幸被误杀，他曾就读于黄埔军校，同样，徐向前也是黄埔的杰出校友。黄埔军校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。

红四方面军西征

踏入鄂豫皖这片土地，在张国焘的英明领导下，我军英勇奋战，屡创佳绩，接连取得了黄安、商潢、苏家埠、潢光四大战役的辉煌胜利，鄂豫皖地区由此迎来了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。根据地版图迅速拓展，革命政权在二十余县得以稳固建立，红军兵力也激增至四万余人。1931年11月7日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庄严宣告成立。

在四大战役的辉煌胜利余波未平之际，张国焘因胜利的喜悦而头脑过于膨胀，陷入了骄傲自满的泥沼。然而，蒋介石的军队却迅速发起了第四次对红军的“围剿”，主战场重新聚焦于鄂豫皖地区。黄安县城不幸失守，而我军远在战场外线，无力及时回援。正值酷暑炎炎，烈日炙烤，加之调动大军与卫立煌部决战，此战未能如愿以偿，我军被迫撤退至七里坪，再次陷入激战。战斗异常惨烈，虽然消灭了敌军两个团，但自身伤亡同样惨重。当时，我担任团政委，我团的人数锐减。于是，总指挥部果断作出决策，穿越京汉铁路，暂时撤离鄂豫皖地区。这次撤退实属无奈之举，并无既定计划。最初，我们计划先击退敌人，然后再返回原地。然而，一旦越过京汉铁路，便无法回头。敌军对我军进行阻击和侧击，我军只能向西部进发。那时，我担任十一师政治委员。最为惨烈的战斗莫过于新集之战。敌军将总指挥部团团包围，我们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成功解救了总部。然而，这场战斗的伤亡同样极为惨重，三位团长中有两位英勇牺牲，三位团政委中程世才受伤。

离开根据地之后，人员和物资的补给变得格外艰难。幸好，一位年轻英勇的战士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随后，我们继续向西挺进，深入陕西腹地，在此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——子午镇之战。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激战中，张国焘面临极大的险境，承受着来自两翼的猛烈夹击。我自己也身受两处创伤，至今仍有弹片残留在体内。在穿越秦岭和汉江的过程中，我不得不依靠轿夫的抬送前行。

为何决定撤离鄂豫皖？首要原因是敌军对根据地的破坏极其严重；其次，是由于在政策上出现了“左”倾偏差；此外，人力和物力的过度消耗也是一个关键因素。

在我家乡的红安县，当年的人口数量约为五十八万。然而，在那段充满硝烟的抗日战争岁月中，当我短暂返回故里时，却发现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至二十余万。在这场灾难中，每家每户都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深切悲痛。我家同样未能幸免，遭受了多重不幸的打击。三哥在战火中英勇牺牲，二哥则不幸被误解而丧命，而大哥则远赴汉口，若留在家乡，恐怕也难逃被追害的命运。四哥虽然态度消极，却并未对革命表示反对。这样的一个家庭，内部意见不一，涵盖了左、中、右的不同政治立场。

红军跋涉五千余里，终于抵达了川陕之地。蒋介石的军队对四川境内望而却步。四川境内盘踞着四位实力雄厚的军阀：刘湘、刘存厚、田颂尧、杨森，各自为政，混战不断。这些士兵普遍缺乏基本常识，竟然有人坚信枪支无法夺人性命，众多官兵沉迷于鸦片的诱惑。他们虽愿放下手中的武器，但对烟枪的依赖却难以割舍。在战场上，他们吸食鸦片后，常常将枪口高举向天，空放一枪。

在四川境内，我方兵力不过两万之众。伊始，即对田颂尧所部发动了主动攻势。田部分兵三路向我军进击，我军则展开了针对性的反三路围攻战，巧妙诱敌深入我方根据地。在空山坝一役中，我军成功挫败了田颂尧的部队。此后，以刘湘为首，调集六路兵力对我军发起了围攻。此战历时冗长。东线由徐向前、陈昌浩、许世友等将领指挥，万源保卫战期间，参战部队及人员众多。陈锡联所率部队成功击败了刘湘的军队，本可乘胜追击至长江之畔，然而，张国焘却下令停止追击。东线胜利之后，徐向前转战西线，指挥黄猫垭战役，一举歼灭了田颂尧的七个旅。

懋功会师

索尔兹伯里问：联系党中央？

李先念回应称：“这两者之间确有关联，但并非频繁发生。我们依赖电台和密码本进行通讯。至于总部与各军之间的联络，则主要依赖其他通讯方式，而非单纯依靠电台。”

嘉陵江，天然构筑的四方面军西进的坚固防线，其突破势在必行。这一决策不仅恰如其分，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军深入岷江流域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战略布局。两个月后，在我军准备继续西进的关键时刻，徐向前将军的指令如约传来，派遣我前往迎接一方面军。我们历经艰辛，翻越了红桥雪山，成功攻克了懋功城。然而，那时我们尚不清楚一方面军的确切位置和到达的具体日期。韩东山师长作为先头部队的指挥官，曾来电通报一方面军的将至，但我起初对此持保留态度，告诫他们不可轻信敌人的诱敌之计。数日之后，我在懋功城有幸见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、杨尚昆、叶剑英等一众领导同志。毛泽东关切地询问我的年龄和部队当前的人马状况。当两军胜利会师，干部战士们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，那种激动的情绪实在难以用言语充分描绘。

索尔兹伯里问道：“您是否准备好了要赠予他们的礼物？”

李先念曾言：“我们全力以赴，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支援，筹备了充足的粮食。那时，我国正处于国力鼎盛之时，遂派出数千人予以大力协助。”

毛泽东数日后与张国焘会合于两河口。

在两河口会议之际，分歧之音悄然响起。那时，我正驻守懋功之地。争论的焦点集中于，中央坚决主张向北拓展，意图重返岷江以东；而张国焘则倾向于西进，先取康定，再图青海——此乃一条看似不通的死路。根据中央的决策，部队向毛儿盖进发。不久，中央在沙窝和毛儿盖两地召开会议，明确了向甘南进军的战略方向。我亦参与了毛儿盖会议。军队被划分为左、右两路。右路军由中央军委、一、三军团，以及四方面军的三十军、四军组成，由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指挥。左路军则由四方面军的九军、三十一军，以及一方面军的五军团构成，由张国焘、朱德、刘伯承等负责指挥。当右路军抵达巴西时，胡宗南的四十九师紧追不舍，我们在包座将其击溃，师长亦命丧黄泉。我们缴获了大量物资，其中包括不少哈达门牌、万国牌的纸烟。同时，我们也为毛泽东及中央的其他领导送去了部分物资，如饼干、罐头等。然而，此时张国焘不愿继续北上，以噶曲河水位上涨为借口。徐向前、陈昌浩通过电报催促他率部渡河，并表示可以派遣一个团进行接应。如今，有人声称噶曲河可行，也有人认为不可。纵使河水上涨，也只是暂时的现象，稍作等待便可以渡过。然而，分歧的实质在于张国焘意图夺取权力，试图取代毛泽东的位置，企图分裂党和红军。陈昌浩亦心生动摇，不愿继续北上。最终，我们不得不再次南下，重返懋功。

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

索尔兹伯里提出了两个疑问：首先，张国焘是否曾对毛泽东构成武力威胁？其次，朱德的活动是否受到了限制，缺乏自由？

李先念回应称，针对第二个问题，他坚信其中并无实质。尽管如此，朱德将军的提议并未得到张国焘的采纳，而有些人对于朱老总的某些举措可能存在过激的反应。

关于首个问题，我目前尚无确切答案。然而，我曾注意到，在延安举行的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会议上，毛泽东曾引用张国焘所发电报中的一句话：“南下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”

彼时，北上还是南下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。我察觉到毛泽东对于张国焘意图篡党夺权的企图已有警觉。

索尔兹伯里认为回答合理。

李先念曾语重心长地指出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与第三十军南征，我和徐向前、陈昌浩都肩负着相应的职责。徐向前不仅是我们队伍的领袖，更是我最亲近的朋友。他对张国焘的领导风格颇有微词。他曾向我倾吐，一方坚持南进，另一方则倾向于北上，局势显得颇为复杂。尽管面临重重困难，最终我们还是遵从了张国焘南下的命令。

南征至百丈关，历经一场激战，遗憾的是未能取胜，遂撤军至西康。那片土地荒凉，人迹罕至，偶见人烟，居民多为藏族，语言不通，日常饮食则以牛羊肉为主。

往昔，我们圆满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，有幸与二、六军团的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、萧克、王震等杰出将领重逢，随后共同踏上了北上征程，穿越了茫茫草地。雨季已过，路况相较于前次有了显著改善，伤亡人数亦有所降低。面对藏民骑兵的突袭，我们并未与其陷入纠缠。抵达巴西后，我们着手准备越过腊子口。尽管敌军人数众多，但一经我军炮火猛烈攻击，便瞬间溃散，我军随即占领了岷县。

此刻，张国焘与陈昌浩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，这场争论令众多人感到困惑。张主张率领部队渡过洮河，向甘西进发，而陈昌浩则坚决主张先北上与党中央汇合。在这场争执中，徐向前等人并未介入。张国焘匆忙赶往前线，泪流满面地指责陈昌浩对他怀有敌意，并认为主席之位不应再由他担任。陈昌浩抵达前线后，同样情绪激动，声称若部队西进受阻，他将毫不犹豫地辞去职务。尽管我们竭力调解，但仍难免出现失误。部队一度向洮河方向行进，却发现道路不通，只得转向北方。当时张国焘内心充满忧虑，不愿与中央汇合，原因在于他企图分裂红军、分裂党。他意图与中央保持距离，试图独树一帜，继续与中央对抗。然而，这次他的阴谋未能得逞。1936年10月初，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会宁，标志着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。

西路军

正当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，中央政府发布了全新的战略指导与作战计划。一日，漳县突然接到总部发来的紧急电文，经专人精心解码，内容指示我立即启程前往会宁。我率领骑兵部队火速赶往总部，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、李特以及朱德等领导均已齐聚一堂。他们向我出示了一份电报，那是批准我们西渡黄河的命令。我反复细读，发现电文由毛泽东与张闻天共同签署。电报阅毕，我立刻向徐向前、张国焘、陈昌浩提出了解决渡船问题的方案，毕竟缺乏船只，我们难以成功渡过黄河。现场还有几位参谋，他们告诉我黄河岸边有一片森林，可以用来打造船只。当晚，我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黄河边。鉴于我出身木匠世家，对何种树木适合造船有着深刻的了解。我随即向总部发出电报，告知所需树木已备齐，但缺少铁钉和麻绳，请求支援并要求集结水手和木匠的力量。若红军一方面军中有人才可调派至造船事宜，恳请予以协助。我率领的七个团已全部抵达黄河岸边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待渡河。

因侦察员未能进行充分的侦察，我们首次尝试渡河时，船只仅抵达了沙洲的边缘。对岸的河面显得更为宽阔。于是，我们选择了返航，将船只拖至山沟，并巧妙地用泥土掩盖，幸运的是，敌人并未察觉到这一举动。次日，我与程世才化装成牧羊人进行侦察，发现了一处名为虎豹口的渡口，并成功利用此处过河。紧接着，我们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滩头阵地争夺战，尽管付出了数十人的伤亡代价，但我们最终还是将敌人击溃。

在讨论渡河命令的来源时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这一命令出自中央高层决策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张国焘的个人指令。在我看来，红军西渡黄河与张国焘南进的战略目标有着根本的不同。中央的明显目的是为了控制宁夏地区，从而与苏联建立联系，争取外部支持。至于张国焘是否企图利用这一命令达成其他目的，这一点我并不确定。原本红军主力计划渡河，然而未能如愿的原因是敌军飞机摧毁了所有船只。

盛丰颐养园，西路军行进至凉州（今武威）、肃州（今张掖）、甘州（今酒泉）等地，局势变得愈发复杂。既无法继续向前推进，也无法转身撤退，部队在东西之间徘徊。若真的坚持西征至新疆，恐怕结局将非今日所见的这般。

我生命中最为苦涩的经历，首当其冲的是张国焘对党中央的背叛之举；紧接着，便是西路军的悲惨历程。在河西走廊，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那里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，走廊狭窄，且我军历经三次草地跋涉，疲惫不堪，弹药极其匮乏，每人仅分到五发子弹。在摄氏零下二十度，甚至三十度的极寒中，战士们仍需穿着单薄的衣物。敌军得以养精蓄锐，而我们却要在夜晚行军，每晚要行进六十里，敌人的骑兵仅需两个小时就能追上我们。在古浪的战斗中，九军损失惨重；在高台之战中，五军几乎被敌人全歼，董振堂军长也英勇牺牲。九军军长孙玉清、政委陈海松也英勇就义。陈海松的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年轻。我们的副军长熊厚发也遭敌杀害。这支部队在河西地区孤军奋战近半年，直至1937年3月才最终失败。军队溃散，建制混乱，仅剩一个团尚能保持完整建制，人数不过二三百。整个军队剩余的人员不足两千。我们分成了三个支队，由王树声、张荣分别率领其中一个支队，而我则指挥主力部队。徐向前不愿离队，而我则衷心希望他能留下。陈昌浩将中央的电报交给我，中央命令他离去。学界精英纷纷离世，而我则留下了李卓然，他曾留学苏联，曾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，才识过人。

徐、陈两位同志离队之后，李卓然同志与王树声同志紧急召开会议。我提出，若要寻求生存，我们不得不穿越险峻的祁连山脉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王树声同志所率领的支队不久便遭到了敌军的围剿。我们历经艰险，成功翻越了祁连山，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。敌军踪迹渐远，我们每日行军三十里，若超过这个距离，队伍中的众人便难以继续前进，掉队的风险极高。起初，我们与中央及援西军总部失去了联系，只能依靠指南针和分省地图来确定行军方向。

抵达安西之时，我不慎犯下了一个错误。曾幻想在安西捞得一笔横财，却最终一无所获，甚至还无意中将已修复的电台损毁。当时，我们队伍中还剩900余人。安西之后是无尽的沙漠，再往前便是星星峡。就在这个时刻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率领的数十辆卡车前来迎接我们，苏联也伸出援手，送来了皮靴、枪械等物资。数日之后，西路军的残部约有400人抵达了迪化，也就是今日的乌鲁木齐。到了1937年底，我终于得以重返延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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